冯小刚！你为何要拍出一部让国人发笑的电影！

刚刚从电影院回来，心里是异常难受的，难受的不是因为看见了千里无人，饿殍遍野的1942，而是，当我在电影院看到人吃人，狗吃人，卖身求粮，之类之类的时候，身后发出的阵阵笑声，我想问！笑点何在？！坐在我身旁的老孟，也许更难过，老孟是我大学时候的班长，他虽是山西人，但是他往上四代，正是从影片当中的主要受灾地点：河南省延津县，逃难至山西，正是这四十年代。每每后面哄笑之时，我都侧眼看到老孟眼睛里面有泪光。刚才老孟跟我说，他的太爷爷一代本是延津县县长一级官宦家庭出身，家道没落，灾荒，黄河决堤，因抢粮逼迫，投井自尽，时年未满三十五岁，随后，他的太奶奶带着两个孩子，随逃难人群继续前往山西，遭遇的正是电影中所展现场景，甚至更严重，只是电影，终究是电影，过于残酷的镜头，太多令人绝望到窒息的场景，需要删减。正如片中的徐帆的角色一样，个中艰辛，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现在的我们难以触及，后改嫁。正如电影中的范东家一样，这些人，只是河南灾荒中逃难人群的一员，但是那种苦难，那种炸弹轰过头顶，用多少世修来的福气换来的侥幸保得性命。一些人对片中出现的一些在现代人开起来匪夷所思的片段会发笑：徐帆临走前把自己的囫囵裤子换给张默，那露出的干瘪的半个乳房，还有那三斗小米，五斗小米之间的讨价还价。这些都是人性，始终不能明白为何大家在这些方面有这等表情。难道是这片子还不够严肃？

片中提到的鄂西受灾，正是湖北恩施，1942的灾害，也波及到了鄂北，河南之南是南阳，南阳紧挨着襄樊。小时候，奶奶给我讲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，我的奶奶娘家是襄樊，当时跟马抢吃的，躲在草垛里面，嘴里嚼的，都是些硬生生的麦秸，喇的嘴里生疼。我的妈妈，经历了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，跟我讲过的一些事情：榆树皮，碾磨成粉末，做成粗糙的面，嫩树叶，刺铠芽儿，甚至是石灰石的观音土，都是可以作为吃的。半夜妈妈睡的正香，正在队里干活的外公撕了一点烙饼回家，给熟睡的妈妈还有她的兄弟姐妹们每人嘴里塞上烙饼，然后偷偷赶回队里。这一些仅仅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零碎的画面，但是这一些东西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，回响在我的耳旁，我还是有些承受不住。每当听到身后的发笑我真想大声的回头问他们一句：笑点何在？你们为何发笑？你们是笑他们没有人性？还是笑你自己灵魂肮脏？片中的日本人说：他们首先是人，才能是中国人。我也并不能用“颈项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”那样的语言来形容他们。我所做的，就只能是在心中咒骂，用国骂咒骂。也咒骂我自己。

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吧，老孟说在片尾的那句正是点睛之笔，也是刘震云小说提及的东西，问及年迈的妈妈1942年的受灾情况，她只说了：还提那些糟事干嘛，我早都已忘记。这句话他有感触，他说经过了这些苦难的中国人，他们早已麻木了。他们是真正经受过苦难的一些人，当后来回忆时反而感觉没那么深刻了，这就是民族性，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东西——民族的承受能力。他们对自然的抗衡就是转移，迁徙，哪里有吃的我们就到哪里去，谁给我们吃的谁就是我们的主，谁能让我们的生命延续下去，我们就给谁做奴隶。在此探讨国与不国已是多余事，人最基本的需求都难以满足，就是说，你一直维持在死亡边缘，你能想的还有什么，各位？其实在那样的境况下，每一个人都是难民，精神难民，我们会质疑自己的信仰，传教士和白修德都开始质疑自己的主，这跟二战后西方的《等待戈多》之类作品表达的主题如出一辙。在物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精神体现的就是原始的兽性。看过袁腾飞的有一段叫做：中国人什么都不信。我们不断质疑，推翻，甚至诋毁属于自己的信仰，只为自己延续贫瘠的生命。诚然如那些发笑的脸。

并不想对于片中的国民政府做出何等评价，尽管有人已经在讨论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“之于民众”，只需要提醒一点，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，思想和身体受灾的民众远不止如此。至于为何在最后的字幕加上：“1949蒋介石逃往 台湾”，煞是费解，数次思考也不得其果。片中最出彩的角色属李培基，李雪健老师的表演深彻入骨，细节，蒋介石问及此番到重庆所为何事，李雪健老师表情的一个变化，内心的情感反复，民众的生死与国际局势的权衡，这个，在原版小说里作者已有提及，为蒋介石采取的政策做了一些阐述，注意，是阐述而不是辩解，作者始终是把自己摆在中立的角度去说事，这个角度在电影也得到贯彻——我只是在平静的讲故事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，都不重要，我，只是在简简单单讲一个故事。电影的叙述可能会夹杂着一些刻意或者不刻意的情感，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也也许是不一样的，也许并不能够感同身受。

冯小刚他说他自己终于踏踏实实的拍出来一部可以拿得出手的电影。

可是发笑的我们，怎么能担起一个民族的人性。

蚂蚱吃庄家变成了人，人造反就变成了蚂蚱。

蚂蚱笑人，人自辩说我是为了生存。